在“驾驶证”模块可实现驾照在线申请

2020-05-23 06:30栏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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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从政府治理能力、社会自我调节、社会保护网建设三个维度梳理了当前社会治理的国际实践及其特征,总结其趋势性经验及其启示。法治是牢靠的治理保障,开放决策是治理理念对政府的内在要求,公共服务是治理的重要载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探索可在不同层级进行,培育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全面提升社会自治能力、积极支持社会创新、促进广泛的公私合作是激发社会治理活力的必由路径。现代信息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契机。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须厚织社会保护网、珍视家庭价值,但具体改革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当前我国处于重要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面临着理论创新与实践挑战。理论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治理理论的局限,另一方面,从实务界到学界又普遍困惑于建设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1]实践层面上,我国社会治理面临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公共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社会组织参与不充分、社区自治行政化等问题,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通过分析其他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最新实践与有益经验,无疑会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治理水平。社会治理涵盖的领域和内容广泛,笔者着眼于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矛盾化解、社区治理、社会组织等重点领域的具体实践,[2]从建设法治、开放、服务型政府,提升社会自治能力,厚织社会保护网络等几个方面,梳理和分析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典型做法,并总结其启示。

  治理理论源于政府与市场的失灵,社会治理创新首先需要政府变革,而符合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政府具有法治、开放与服务导向的特征。

  公共安全是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品,是重要民生内容,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公共安全无一不是以法治为保障的,我们以澳大利亚管控群体性活动、爱尔兰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为例进行说明。

  为了减少可能会对公共设施、安全与健康造成威胁,澳大利亚政府依法采取了平衡措施来减少群体性活动。首先,公众并不因为参与群体性活动而在其他涉及公共安全与秩序的法律规定上有豁免的权力。例如在2011年“占领悉尼”事件中,联邦法院判定,为达到维护公共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目的,禁止在马丁广场露营或过夜的法律仍然有效。2016年澳大利亚进一步作出限制,禁止非法入侵封闭区域或作停留,如果违反,罚款最高可达5500美元。其次,法律给予警察一定自由裁量空间和权力。根据法律规定,当警方认为驱散令对避免严重的人身安全隐患必不可少,或有关群体活动未获得法律授权,警方可以下达驱散令。这些法律给予政府酌情考虑的权力,使混乱无序的群体性活动面临被处罚、逮捕等法律风险。

  爱尔兰是依法推动政策制定与监管分离、进而取得较好食品安全成效的典型,高居2017年“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榜首。在爱尔兰,食品政策法规的制定主要由农业/食品与海产品部(DAFM)和卫生部(DOH)承担,食品安全管理局(FSAI)提供协助,而贯穿食品生产、加工、分销、出口、销售和消费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则由食品安全管理局、农业/食品与海产品部、海洋渔业保护局、国家标准局、医疗服务中心和地方政府等多部门协同负责。根据1998年《爱尔兰食品安全局法案》成立的食品安全管理局是独立监管机构,在爱尔兰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它连接着食品立法和执法机构,既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提供协助,又牵头和主导各个食品安全执法环节,成立跨机构工作小组,对各执行机构的权责进行划分(表1)。这样,食品立法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不脱离执法的需要,食品执法既有统一领导又分工明确,避免了权责真空与重叠,也便于对事故作出快速反应。

  现代治理建立在相关主体协商、共识、同意、契约、信任的基础之上,从政府治理角度看,重要的是提升重要决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当前,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电子政务大大便捷了政府与公众间的联系,有效扩大了公民参与、增进了治理过程的协商性,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根据联合国数据,英国是2016年网上政治参与榜首国家。依托互联网技术,英国为公众政治参与构建了多个平台。比如,在政务网上公布几乎所有的政策文件,开设政策咨询模块,公布待咨询或已完成咨询的政策问题并收集意见。截至2019年9月2日,已有4898份政府政策文件进入公开协商、由公众开展实质性讨论。政府部门还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创建公众号,公众可与政府进行即时沟通。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各部门的政务系统也在快速升级,公民参与模块设置功能也越来越普遍。以2018年《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的修订为例,民政部官方网站在交流互动—征求意见部分设置了意见提交窗口。

  除在线政策协商外,英国在公共决策过程中为公众留下了广泛的参与空间,这些参与过程本身也是最大程度达成共识、获取支持、减少阻力的过程,是矛盾预防与化解的重要部分。为保持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加强企业与公众间的相互信任,英国政府于2016年11月29日发布了《公司管理改革绿皮书》,推动企业、投资者和普通公众就英国开展公司管理改革进行公开的大规模讨论,提供咨询意见的企业或公民须在政府所提供的政策选项中做出选择并附上理由。在意见收集的80天中,英国政府共收到375份正式答复,其中48份来自政府网站的咨询模块。在此期间,部长和其他官员还通过大量会谈会议和在线讨论,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17年8月29日,英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公司管理改革咨询的总结性文件——《公司管理改革:政府对绿皮书咨询的回应》,该文件详细描述了公众意见的反馈情况、参与咨询的机构名单、不同政策选项获得的票数、不同意见团体给出的理由、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以及政府基于上述讨论和事实依据确定的改革建议和推动立法的计划。这一多元参与的过程,最大可能避免了政府单独决策导致的社会风险。

  新加坡的党政议员联系社区制度也是开放决策的一个典范。虽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社区支部不是党的办事处,但人民行动党当选的国会议员(包括总理)每周会在自己的支部接见选民,争取选民的下次支持。所有党员都有义务来接受居民的需求反馈(比如申请公民身份、救济金等),并将其写成报告交给国会议员。新加坡89个选区都是如此,这有利于最大可能将民众的需求转化为政府政策。

  建设服务型政府在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有三方面意义:一是预防社会矛盾发生,二是获得与提升政府信任,三是基于公共服务建立治理所需基本信息。英国同时是2016年电子政务系统榜首国家,英国政务网()公共服务的导向明显,包含三个重要部分。通过跨部门搜索,用户可获得与关键词相关的来自各个部门的服务信息。通过公共服务快捷入口,公民可快速进入感兴趣的功能模块。比如,在“找工作”模块可找到所在地区的岗位需求,在“招聘”模块能找到职位空缺,在“驾驶证”模块可实现驾照在线申请,在“税收抵免”模块可了解税收抵免的资格和具体流程。通过部门快捷入口,用户可获取具体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政策、数据和服务。现代信息技术为公共服务的便利化提供了新思路与渠道,电子政务将政府与民众快捷连接,极大便利了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获取,从而减少了社会矛盾,提升了政府信任,也为寓治理于服务提供了平台与数据支撑。

  灾害应对事关公共安全,是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作为灾害多发国家,日本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灾害宣教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以东京为例,东京都制定了针对一般公众的名为《东京防灾》的实用手册,以及内容和形式上更加符合女性、儿童需求的版本。从内容上看,手册充分考虑东京的灾害特点、地域特性、都市结构以及市民生活方式,以应对威胁最大的地震为主,兼顾暴雨、暴风、大雪、泥石流、传染病、等灾害,总结了灾害的事前准备、事中应对以及灾后生活重建等,几乎考虑到了灾难发生前后人们可能遭遇的各种挑战及解决办法,极具实用性。在形式上,手册以精美有趣的漫画贯穿,简洁易懂,提高了宣传效果。除纸质版外,东京还将《东京防灾》的电子版、语音版在网上公布,并且推出“东京都防灾手机应用软件”,并建有多个“灾难体验馆”,为居民提供更为逼真的灾难体验和防灾经验。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致力于提升社会自治能力,鼓励社会创新,促进以社会组织为支撑、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服务为核心的公私合作,围绕各种民生需求全方位增强社会治理活力。

  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有效发挥,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公私合作、政社互动的常态机制。新加坡的社区治理堪称政府与基层自治机构、非营利机构协作互动的典范。新加坡的治理有“小国寡民”、一级政府的优势,但同属威权政体,同受儒家文化影响,同属多民族共融,同强调治理重心在社区,同引入基层自治制度,这些使得新加坡经验对我国社会治理仍不失借鉴意义。

  人民协会是新加坡文化社区青年部部属法定机构,负责89个选区所有基层工作,统一领导社区基层组织,管理的组织主要有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民众俱乐部,这些组织使社区工作覆盖到各类人群的各种需要。每个选区的协调单位是公民咨询委员会,主要负责选区内选举有关事务,同时负责把居民需要和问题反映给政府,把政府的政策和活动安排传达给民众,居委会和民众俱乐部的主席都是委员。公民咨询委员会还负责社区基金的募集,为贫困和残障人士提供福利,为学生提供奖学金。每个选区的基层自治组织是居委会,居委会主席由人民协会委任,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包括:上传下达政府政策,根据民众需要举办儿童补习班、文艺兴趣小组等活动,协调邻里关系,促进种族和谐,形成居民凝聚力。居委会主席和副主席均非全职员工,而是义工志工。每个选区都有民众俱乐部(Community Club),设有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礼堂等设施,用于不同群体举办各种文体活动。活动得到政府津贴资助,政府办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起居民间的联系。民众俱乐部组织庞大,但员工不多,多是义工。

  政府委托非营利组织提供社区服务是新加坡公私合作的另一形式。新加坡社团注册政策相对宽松,任何公民都可以到内政部网站在线注册社团,但有投标政府公益服务项目资质的慈善团体并不多,须是国家福利理事会成员。每个社区都有非营利团体。比如,新加坡小学下午放学后,孩子的托管是个公共问题,通常家长会将孩子送到社区学生托管中心,托管中心提供冲凉、茶点、课后作业辅导等服务,收取一定费用。学生托管中心多由非营利组织连锁运营,自负盈亏,场地从政府手上以优惠价格租赁。根据收入情况政府对家长提供托管学费资助,只有父母双职工的家庭才可申请将孩子送来托管。再如,非营利组织还广泛提供社区老龄服务。一些老人社区活动中心,针对比较活跃的老龄人提供有偿学习活动和照料服务,活动中心对外接受赞助和捐款,通过为患精神疾病的老人提供服务等方式挣得政府津贴,员工以兼职和义工为主,义工多是组织会员。另一些非营利的老龄活动中心主要针对社区低收入老人,提供健康跟踪、入户探视、调解等免费服务,安排出游、手工、生日会、剪发等活动,通过招投标从政府获得业务补贴,机构主要依靠志愿者维持运作。

  日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公私合作关系经历了较长时间。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日本推行政府主导的国家行政策略,政府对社会事务拥有绝对的权力;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衰退、老龄化日益严峻,政府向地方、社会、民众放权的呼声高涨,但由于立法限制和政府机构的僵化,日本依然是发达国家中非营利部门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私人赠予和志愿者水平都很低。[4]直到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政府机构没能及时发挥作用,而社会组织表现优异,政府开始一改严格监管社会组织的态度。1998年日本出台《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降低了非营利组织门槛,引入“非政府组织事业补助金制度”,通过购买服务鼓励非营利组织设立托老所、养老院、社区福利中心,在资金、税收、场地、人才方面提供支持。此后非营利组织快速发展,活跃于环保、社会福利、社区建设、救灾救助、城市改造等领域,也缓解了政府公共服务负担。日本逐渐建立起了政府、非营利组织、公众间的新型合作关系。政府负责规划制定、经费支持、审计监管,非营利组织等民间团体负责具体运营。在此基础上,日本于2010年发布《“新公共”宣言》,提出建设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纽带,建设一个合作、富有活力的社会,特别是在教育、社区建设、公共安全、防灾减灾、医疗福祉等地区事务吸引民众参与。[5]

  社会创新是社会活力的重要体现。德国有70多万个非政府组织,大部分依靠志愿者和公众捐助来运行,政府机构也给予财政援助。这些组织在社会救助、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引领社会创新,推动治理水平提升。

  笔者结合2016年10~11月在德国的实地考察,分享几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案例。比如,乐施会是一家发起于英国的反贫困慈善机构,在全球近100个国家有3000多个项目。其二手店项目的基本理念是,通过社会捐赠获得二手商品,将这些物品以一定价格销售,销售所得资金用于公益慈善。仅在德国,乐施会的线多家,分布于各大州的主要城市。食物共享组织(Food sharing)则从超市、杂货店等收集卖不出去或即将过期的食物,在固定的地点定时发送给前来领取的低收入群体,既减少了食物浪费,又满足了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必需。该模式还有更为微观的创新形式,一些社区安置有食物共享箱(Food sharing Box),居民将吃不掉的蔬菜水果等投放其中,有需要的人可打开自取。城市乌托邦(Utopia City)是一个为企业家、自由职业者、自雇者、匠人、专业人士准备的共同工作空间,提供各种开放的知识工作坊和课程,旨在促进知识和想法创新,进而提升城市社会活力,推动城市发展。气候行动网络(Climate Action network)是一个覆盖120个国家1300个非政府组织的全球网络,致力于促进政府和个体行动,以将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限制在生态可持续的范围内,其成员组织通过在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气候问题信息交换和发展策略协调来实现上述目标。

  社区治理是离居民最近的治理。社区协会(Community Associations)是住宅管理组织,也是准政府邻里组织,在美国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协会由开发商发起,最初的章程也由开发商提供。住户自愿加入成为会员,会员投票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由于社区协会与业主利益密切相关,业主入会积极性较高。随着房子售出,社区协会的控制权逐渐从开发商过渡到业主,当房子售出75%后,开发商的权利将完全转移到社区协会。[6]美国的社区协会已从1970年的1万家左右上升到2016年的34.2万家,包括三种性质不同的类型:社区业主协会(homeowners associations)、寓业主协会(condominiums)、合作社(cooperatives)。三者的区别在于,社区业主协会的成员拥有各自住宅及对应地块的所有权,协会拥有公共区域的所有权;公寓业主协会成员拥有各自住宅的所有权,公共区域所有权作为不可分割的利益为协会成员所有,公寓业主协会本身不拥有任何所有权;合作社拥有全部所有权,成员是“股东”,二者签署合同,赋予成员一定时期内租住住宅的权利。

  虽然所有权不同,但不同类型的社区协会功能类似。主要包括:制定和实施监管居民行为的契约和限制文件,促使居民遵守法律与社区准则;调解和解决社区内部矛盾;收取和筹集物业费用,与地方政府和物业公司合作,为社区提供环卫绿化等服务;维护和管理住宅等社区财产;培育社区认同与社区意识,促进住户参与社区事务;游说和影响地方政府和政客。总体上,住户对社区诸多事务均有决定权,例如选举社区协会董事会、选择物业公司、制定社区章程等,社区协会反过来对住户行为进行管理,对住户间矛盾进行内部解决。这一治理架构不仅为住户保障了良好的居住环境,也增强了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社区协会被称作“美国人打交道最多的‘政府’”,促进了邻里自治,提高了社区服务水平。2005年以来,美国研究机构每隔2-3年会调查住户对社区协会的满意度,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对社区协会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协会服务于社区的最大利益,为居民和社区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所制定的规则有利于维持和提高社区的资产价值,并表示愿意遵守社区规则。[7]

  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在发展和保障民生,在于编织防范现代社会风险的社会保护网络,同时保护包括家庭在内的传统社会保护机制。

  由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丝毫不亚于绝对贫困本身。因此,国家在发展经济同时须适度调节收入分配,而重要手段便是社会福利体系。瑞典是世界上社会福利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是厚织社会保护网进而实现治理有效的典范。根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划分:见诸于英、美、加的自由主义模式主张在市场失灵时进行干预,只保证最低限度的福利,其影响是穷人依赖国家,富人依赖市场,双方隔阂不断拉大;见诸于德、法、奥的保守主义模式认为家庭应承担主要福利责任,如果家庭资源耗尽,国家就会干预;以瑞典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则旨在使受助人同时摆脱对市场和家庭的依赖,受助对象既不限于市场经济中的失败者,又不限于家庭资源已耗尽的公民,而是每一个个体。任何拥有瑞典国籍的人,不论贫穷还是富有,均可得到瑞典政府提供的基本福利支持。[8]瑞典的福利体系不仅覆盖广泛,面向所有社会群众,而且贯穿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儿童补助、住房补贴、医疗保障、基本生活保障、老年人基金、残障人士补助、工伤保障以及事业保险等,高水平地保障一个人一生的体面生活。

  瑞典的福利体系使得其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均保持在低水平,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社会信任则保持在高水平。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最高,儿童、老人、患病者等缺乏或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员会接受来自家庭的扶持,人们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由亲密到疏远的私人关系网,网络的核心是家庭,边缘是陌生人。人们对家庭成员极为信任,对陌生人则信任感较低。由于相对剥夺感的存在,人们甚至对上层社会有对立感,对政府有不信任感。瑞典的福利制度使个人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家庭或其他人的依赖,社会和国家赋予了每一位公民独立生活的能力。例如,对儿童的补贴和对其权力的强调赋予了儿童更独立的地位,每位学生都能够获得贷款,不必依赖于家庭支付学费;人们可获得住房补贴,无须家庭承担高昂的购房费用;社会和国家对老年人的照护使老年人不必依赖于子女。尽管瑞典的传统形象是集体主义的社会民主国家,但是个人生命周期中的每个重要时刻都能够得到社会和国家的帮扶,使得瑞典个体间关系具有独立性强、相互依赖度低的特点。作为替代,瑞典公民对陌生人、社会、国家的依赖度和信任度则是高水平的。这些无论是从风险防范、缓和阶层关系角度看,还是从促进社会信任与合作角度看,都构成了社会治理坚实的基础。

  应当看到,广覆盖、高水平福利体系的前提是国家强大的财力支撑,其代价是国民高额的税负,这通常会导致强大的社会阻力,但这并未严重困扰瑞典。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年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瑞典在政治稳定性和创新性方面都名列世界前茅。根据2017年TNS Sifo的调查,在瑞典29个主要的公共机构声誉排名中,税务机构排名高达第5,大多数瑞典人相信税务机构意图良好、行事公平且对社会有积极贡献。为何高税务没有成为瑞典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阻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瑞典近年的基尼系数为0.292左右,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远低于南非、巴西、墨西哥、美国、英国,也低于法国、德国、韩国及中国(图1)。实际上,瑞典不平等程度在主要的福利改革举措出现之前就已经降低,[9][10]较小的贫富差距为瑞典推动高水平的福利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良好的社会信任基础为自私行为提供了道德约束,福利制度才得到广泛支持并良好运行。在福利制度实施过程中,高水平的社会信任意味着公民相信其他纳税人也会按规定纳税,而不是偷税漏税;相信其他福利受益者也会按规定享用福利,而不会滥用和骗取公共财富;相信政府会合理合法地进行收入再分配,而不会腐败或浪费国家财富。瑞典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较低的贫富差距与高水平的社会信任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低水平的贫富差距有助于福利体系和高信任社会的建立;高度的社会信任为福利制度的运行创造了条件;反过来,完善的福利制度又降低了贫富差距,夯实了社会信任的基础。因此,试图在不具备条件的社会建立起瑞典式的社会保护—社会治理系统并非易事,应避免激进的收入再分配改革。

  新加坡是多人种、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国家,社会整合难度大。然而,在新加坡不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观念,是从家庭意识的培养开始的,而且,保护家庭的努力为社会治理构建了最牢固的风险防范单元。

  1992年,新加坡公布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深深体现了其治理理念与对家庭价值的珍视。对家庭尽责被认为是对社会和国家尽职的最基本要求,这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思路一致,而家庭建设的关键是家庭责任意识的培养。为此,新加坡政府进行了如下努力:一是让全体国民认识到维护家庭稳定就是维护国家稳定,消除家庭隐患就是在缓解社会危机、增强国家凝聚力。二是通过价值与政策引导保护家庭。政府通过收集民意,颁布了“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价值观,其社会管理政策无一不是围绕家庭而设计。早在1964年,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以家庭为先的“居者有其屋计划”,一改世界各地以个人为供应对象的计划,规定只有组成了家庭的新加坡公民才能申请组屋,衡量收入状况的指标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每月家庭总收入10000新元以下才有资格,且家庭中任何人都不拥有私人住用产业。再如,普遍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服务。在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布局中,社区是最小的功能单位,每一个社区都配有邻里中心,邻里中心大多配有服务家庭需要的老人中心、学生托管中心、青少年中心、家庭资源中心等,对幼儿、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人提供周到的服务,进而减轻家庭的负担,使得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也得以持续维持。

  上述社会治理的国际经验对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

  从政府治理能力看,政府要依法保障社会的公共安全,重要的是要借助法律平衡好群众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间的关系,实现政策制定与监管执行的分工协同,有效保护群众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重大决策对公众开放本身可大幅降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治理的内在要求,信息与大数据技术为促进开放式决策、便利社会监督、方便公共服务供给、寓治理于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是提升政府信任的有效工具,应充分利用。

  从共建共治共享看,大力培育社会自治主体、提升社会自我调节能力、进而促进公私合作治理是不可逆转的世界趋势。应建立常态化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同时须建立完善的制度约束,防止相关组织以公益之名行营利之实乃至违法犯罪。鼓励社会组织推动各种社会创新,推动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引导住户基于产权身份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自下而上建立以社区利益为基础的自治和矛盾化解机制,推进共同体和社区认同的建设。

  社会保护是抵御现代市场风险、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机制,国际社会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政策引导方案。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削弱社会中下层相对剥夺感、化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互信水平的有力保障,但建立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不可一蹴而就,需要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循序渐进。在经济增长减缓、社会信任度不高、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一味追求高水平的福利制度,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动荡,所以社会福利政策工具的使用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家庭是最传统最具温情的风险防范单位,在现代化与市场化浪潮中尤其需要政府的保护引导,要将珍视家庭价值灌注到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体系中,实现社会保护、社会自治与政府引导的良性循环。

  [1]李建伟,李兰,王伟进.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热点问题与应对思路[J]. 发展研究,2018(8).

  [2]王伟进.社会治理范围的模糊、清晰与泛化——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三种视角[J].社会学评论,2020(2).

  [4]莱斯特?M?萨拉蒙.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的视界[M]. 贾西津等译.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66.

  [5]胡澎. 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J]. 日本学刊,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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