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官和律师的不正常交往中

2020-01-14 13:52栏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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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亦君 王 帝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3月13日 01 版)

  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两会作工作报告时,提及这样一组数字:2010年,全国法院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783人。其中,受到政纪处分的有540人,因贪污、贿赂、徇私枉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3人。

  法官违纪违法,是击穿社会底线的行为。王胜俊在报告中提到,最高人民法院为此颁布实施了《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以下简称《任职回避规定》)和《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防止人情干扰规定》),以期“从制度机制上促进司法廉洁”。

  《任职回避规定》和《防止人情干扰规定》都在今年两会前颁布。多名来自法院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认为,“人情社会的特点,使得我国在司法回避制度上作出的努力要比其他国家更多。”但是,也正是因为人情社会,回避制度在中国的实施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

  应勇认为,法官的配偶、子女如果是律师,并不必然导致司法不公正,但对司法公信力会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做出的判决是公正的,还是会给当事人合理怀疑的空间。确保司法公正,很重要的是要管好法官,在法官和律师的不正常交往中,责任主要在法官,律师看重的是法官的权力,希望法官的审判权力发挥作用。”

  我国法院普遍存在的案件请示制度屡遭诟病。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惠芳说,她在督办一件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再审案件时,意外发现了其间的荒唐:一审的柯城区法院就该案的判决结果请示了浙江省高院,二审的衢州市中院也请示了浙江省高院,请示来的意见竟然完全不同:一个意见认为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一个意见认为应另成立他罪。两级法院都把请示来的结果报告给了衢州市人大常委会。浙江省高院在给省人大办公厅的函件中则称,对于该案,“我院未作批复,口头要求衢州中院认真、审慎地处理。”

  “都是请示、批复,还需要法院审理吗?”在汪惠芳代表看来,审案法官不判案,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律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台《意见》的目的在于规范实践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他说:“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应该包括以下含义:法院独立,法院属于司法机关,不属于行政机关,也就不拥有行政权,不应该存在‘法院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种定位。”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黄石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林告诉本报记者,当前对司法公正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提前退休的法官操纵法律服务市场。“提前退休的法官借助老同学关系、老上司关系、老朋友关系,来搞关系案、人情案。他们的资源广、关系硬,很多当事人都‘信任’。这不仅危害了司法公正,还让许多新律师找不到案源。”

  《防止人情干扰规定》,通过细化《法官法》关于法官不得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的规定,规范法院内部人员为案件当事人转递材料的行为,明确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过问案件的权力边界,建立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在职权范围内过问案件的“全程留痕”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对法院内部人员案外转递材料、私下打探案情、相互请托说情、越权过问案件等行为的约束。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其宏认为,此项规定很有针对性。很多人出了事情,案件到了法院,觉得“找找人”才会放心,“我不找,你找了,我就处于劣势”。大家都有这个思想,不相信法院能够公正判决,法官难免会被人情关系包围。

  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认为,只有落实好错案追究制度,才能保证司法公正。她注意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裁判提出抗诉12139件,“这个数字不包括当事人自己申诉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也提到因原判确有错误或其他法定事由改判的案件有11729件,但是,因此被追责的只有540人。无论过失还是故意枉法裁判,错案基本上都是人情案、关系案,对这类案件的错案追究制度一定要落实。”

  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两会作工作报告时,提及这样一组数字:2010年,全国法院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783人。其中,受到政纪处分的有540人,因贪污、贿赂、徇私枉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3人。

  法官违纪违法,是击穿社会底线的行为。王胜俊在报告中提到,最高人民法院为此颁布实施了《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以下简称《任职回避规定》)和《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防止人情干扰规定》),以期“从制度机制上促进司法廉洁”。

  《任职回避规定》和《防止人情干扰规定》都在今年两会前颁布。多名来自法院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认为,“人情社会的特点,使得我国在司法回避制度上作出的努力要比其他国家更多。”但是,也正是因为人情社会,回避制度在中国的实施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

  应勇认为,法官的配偶、子女如果是律师,并不必然导致司法不公正,但对司法公信力会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做出的判决是公正的,还是会给当事人合理怀疑的空间。确保司法公正,很重要的是要管好法官,在法官和律师的不正常交往中,责任主要在法官,律师看重的是法官的权力,希望法官的审判权力发挥作用。”

  我国法院普遍存在的案件请示制度屡遭诟病。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惠芳说,她在督办一件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再审案件时,意外发现了其间的荒唐:一审的柯城区法院就该案的判决结果请示了浙江省高院,二审的衢州市中院也请示了浙江省高院,请示来的意见竟然完全不同:一个意见认为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一个意见认为应另成立他罪。两级法院都把请示来的结果报告给了衢州市人大常委会。浙江省高院在给省人大办公厅的函件中则称,对于该案,“我院未作批复,口头要求衢州中院认真、审慎地处理。”

  “都是请示、批复,还需要法院审理吗?”在汪惠芳代表看来,审案法官不判案,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律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台《意见》的目的在于规范实践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他说:“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应该包括以下含义:法院独立,法院属于司法机关,不属于行政机关,也就不拥有行政权,不应该存在‘法院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种定位。”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黄石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林告诉本报记者,当前对司法公正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提前退休的法官操纵法律服务市场。“提前退休的法官借助老同学关系、老上司关系、老朋友关系,来搞关系案、人情案。他们的资源广、关系硬,很多当事人都‘信任’。这不仅危害了司法公正,还让许多新律师找不到案源。”

  《防止人情干扰规定》,通过细化《法官法》关于法官不得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的规定,规范法院内部人员为案件当事人转递材料的行为,明确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过问案件的权力边界,建立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在职权范围内过问案件的“全程留痕”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对法院内部人员案外转递材料、私下打探案情、相互请托说情、越权过问案件等行为的约束。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其宏认为,此项规定很有针对性。很多人出了事情,案件到了法院,觉得“找找人”才会放心,“我不找,你找了,我就处于劣势”。大家都有这个思想,不相信法院能够公正判决,法官难免会被人情关系包围。

  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认为,只有落实好错案追究制度,才能保证司法公正。她注意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裁判提出抗诉12139件,“这个数字不包括当事人自己申诉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也提到因原判确有错误或其他法定事由改判的案件有11729件,但是,因此被追责的只有540人。无论过失还是故意枉法裁判,错案基本上都是人情案、关系案,对这类案件的错案追究制度一定要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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